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文博天地

文博天地

首页 > 正文

王志高:寻找最早的金陵——《最早的金陵:从考古发现谈早期南京的区域中心》讲座纪要

时间:2021-03-19 08:55:09  作者:  点击:

 2021年3月17日下午2点,我院文博系王志高教授应学院安排,在随园校区600号楼117会议室,为院内师生带来了名为《最早的金陵——从考古发现谈早期南京的区域中心》的讲座。我院祁海宁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社发院罗秀山书记,王剑、白莉、陈声波、蒋志强等老师,本科生、研究生及南京博物院、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部分专业人员共计一百余人聆听了本次讲座。

在讲座开始之前,王志高教授首先向听众们介绍,此次讲座的内容是自己多年在南京从事考古工作时所产生的一些思考。他认为,孙吴定都之前南京的历史,文献中鲜有记载,仍然属于“史前史”的范畴。因此,欲研究南京城市的起源,单纯依靠历史文献并不能完全解决,还需要借助于相关的考古工作。接着,王教授介绍了其研究的空间范围,即南京的主城区及江宁地区;而研究方法,则是通过“已知”来推“未知”,由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对丰富的秦汉时期倒推至新石器时代晚期。

讲座伊始,王志高教授首先对“金陵”的本意进行了辨析。他说“金陵”并非一般公众所认为“埋藏黄金的陵墓”之意。金者,铜也;陵者,高冈也。因此,“金陵”的字面含义应当为一块产铜的高地。王教授接着梳理了文献记载中与今日南京相关的金陵的三个地点:一说为江东之金陵,或称秣陵之金陵,即今日之南京,其名起于战国楚威王,至秦改为秣陵;一说为句容茅山之金陵,古名伏龙之地,至吴大帝孙权改名金陵之墟,省称金陵墟、金陵。还有一处金陵,王老师卖了一个关子,他说他将要在讲座中逐渐揭开谜底。

而后,王教授介绍了旧志中金陵得名的三种说法:一说因金陵山立号,金陵山即后世之钟山、紫金山。《舆地志》载:“钟山,古金陵山也,县邑之名,由此而立。”一说因地近金坛之陵,其山产金,故名。《建康实录》卷一:“或云地接华阳金坛之陵,故号金陵。”《景定建康志》卷五:“又曰地接金坛,其山产金,故名。于是因山立号,置金陵邑。”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相传楚威王时因地有王气,埋金以镇之,故名金陵。如《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王教授认为以上三说中,“楚威王埋金”说虽流传甚广,但不见于六朝文献,也不见于《建康实录》《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典籍。就目前资料所知,这个传说首见于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故极有可能为晚唐以后好事者所编。而“华阳金坛”说中,华阳乃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在茅山之麓的今常州金坛。因“金坛之陵”得号的是金坛,此“金坛之陵”指茅山之金陵。故此二说皆不足凭信,当以第一说比较可靠。

讲座的第二部分,是分析秦汉时代的南京区域中心。

        王教授指出,关于秦汉时期秣陵县治,诸权威书籍都认为在南京南郊江宁区秦淮河中游的旧秣陵镇(今秣陵街道),“直到三国初年,孙权才把政治中心迁到今南京市区”。但依照常识,作为延续400多年之久的秦汉秣陵县治,其遗址所在地及周围必有秦汉时期城址、墓葬等类代表性遗存。然而迄今为止秣陵街道尚未发现秦汉时期的城址遗存,其周围也未发现任何两汉时期的墓葬,这和南京地区同样作为两汉县治所在地的江宁湖熟(湖熟县)、小丹阳(丹阳县)、高淳固城(溧阳县)诸集镇及栖霞山(江乘县)周围普遍发现汉代城址及较密集汉墓群的情况完全不同,其地目前所知最早的历史时期墓葬已属西晋(1965年秣陵公社金村大队元塘村西晋太康四年墓和1966年秣陵公社桥南大队西晋墓)。因此,王教授推测秦汉秣陵县治或许本不在今秣陵街道。

小丹阳出土的西汉朱雀云气纹碗

王教授进一步依据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的线索,认为秦代秣陵县治继续沿用战国楚金陵邑城,仍在南京城西的石头城。汉高帝六年(前201年),在全国县邑筑城的形势下,秣陵县治东迁至南京城西冶城与西州桥之间,至东汉未改。孙吴时期继续沿用为建业县治,此即后世东晋、南朝之西州城故址。直到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因分秦淮水北为建邺县,原县治为建邺县所用,秣陵县治始迁往秦淮河南的今江宁区秣陵街道。到了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秣陵县治又迁回京邑斗场,至东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年),又迁至扬州府禁防参军故址。

        王教授指出,秦汉时代南京的区域中心就在今日南京主城区。孙吴建都之前的南京主城区并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之地,其地作为战国楚金陵邑城、秦汉秣陵县治所在,已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其源头甚至可以上溯至以北阴阳营、锁金村等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此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即将到来的六朝建康都城300多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1989年湖熟砖瓦厂东汉墓出土的告地策

讲座的第三部分,王志高教授继续向前追溯,分析夏商周时代南京的区域中心。

王教授结合南京博物院张敏研究员的相关讨论,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夏代时期,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点将台文化,因材料限制,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的区域中心尚不清楚;至中原商代至西周早期,南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为湖熟文化,湖熟文化时期南京地区的区域中心并不在湖熟地区,湖熟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秦汉,具体来说就是始于秦代对方山东南直渎的开凿及秦淮河的疏浚;进入西周,南京地属吴国之境,其地的考古学文化属于吴文化。

桦墅村点将台遗址(1973年)

王教授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宁镇地区不少地点发现成组或零散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其中以镇江丹徒沿江一线的吴国贵族土墩墓所出数量最多。就南京地区而言,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地点,除高淳、溧水的土墩墓及江宁秣陵、雨花台区西善桥、板桥等地外,以今江宁区西南境横山附近的陶吴地区最为集中。如1957年,陶吴西阳街胭脂村出土1件西周青铜鼎;1958年,陶吴红旗水库出土多件西周青铜鼎、鬲,其中1件弦纹鼎时代被推定为西周早期;1960年,又在陶吴附近一次出土鼎、鬲、卣、匜、斧、锄、戈、矛等西周时期青铜器13件。最重要的发现是1973年陶吴、横溪一带出土的商代晚期三羊铜罍,及1974年横溪塘东村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大铙。临近的当涂地区也有同时期大型重要青铜礼乐器出土。

陶吴、横溪一带出土的商代晚期三羊铜罍

横溪塘东发现的商代晚期青铜铙

当涂出土的青铜甬钟

王教授进一步指出,“太伯奔吴”是载于史册的商末周初重大历史事件,对江宁,对南京,乃至对整个东南地区都具有重大影响。由于周人的到来以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包括南京在内的江南地区社会文明化进程大大提速,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吴国。关于“太伯奔吴”之原因及线路等,虽然还有许多争议,但有分析认为,太伯奔吴的“衡山”很有可能与南京江宁与安徽当涂交界的横山有关,横山是“太伯奔吴”途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直到西周康王时代,其中心才可能由苏皖交界的横山地区迁往镇江丹徒地区。

总之,根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的诸多线索,湖熟文化及此后的西周时期,南京江南北境的区域性中心更有可能在今江宁区西南境的陶吴、横溪、丹阳集镇一带。这不仅因为该地区商周时期的成组青铜器发现最多,大型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当地威权统治的存在,而且这里还是沟通长江中下游及长江南北两岸的交通要地。春秋时期吴、楚两国之间相互攻伐所经的丹阳古道即穿过这一地区,周灵王二年(前570年)著名的衡山大战就发生在这里。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南京地区先后纳入吴、越及楚国的控制范围。王教授认为在南京属吴时期,由于鼓楼北阴阳营遗址年代最晚的第二层仅相当于商代晚期或西周初期,其周边的安怀村、锁金村等遗址也没有发现典型的春秋时期遗存,这说明春秋时期吴国治理下的江南北境,其区域性中心仍然不及今日南京主城区。

在南京属越时期,周元王四年(前472)越灭吴后,勾践命范蠡于新占领的金陵濒江临淮之地筑越城,“城周回二里八十步”。越城在中华门外长干桥西南西街中段一带。南京近2500年建城史,越城是文献明确记载的南京主城区最早的古城。越城的重要性还在于它标志着南京区域中心已由此前的今江宁西南境陶吴、横溪、丹阳集镇一带,开始移向今南京主城区,对后世南京地域变迁与城市发展等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王教授还认为,越城是后世的别称或“他称”,越城的本名就是金陵。

在南京属楚时期,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楚威王大败越国,乃于滨江临淮之要地置金陵邑,并筑城为治。金陵邑是今南京主城区最早的政区建置,也是南京名称金陵之由来。金陵邑城是继越城之后今南京主城区内第二座古城。它是作为政区治所的城池,而不同于越城属军事城堡的性质。

陶吴竹连山春秋时期大型土墩墓中心主墓及周边

讲座的第四部分,王志高教授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京区域中心。

1955年至1958年,南京博物院对位于鼓楼岗西北的北阴阳营遗址(在今云南路西侧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区内)进行了连续四次发掘。发掘表明,遗址中、上层分别为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湖熟文化遗存,下层为距今6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下层文化遗存西区为氏族公共墓地。王教授认为北阴阳营遗址的等级可能并不太高,仅是一般性的中心聚落。他指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南京地区更为高级的中心聚落,可能是1975年、1979年考古人员在江宁横溪街道陶吴社区昝缪村发现的昝缪遗址。

昝缪遗址一角

昝缪遗址分上下两层,上层属湖熟文化时期,下层时代则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下层的一座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玉梳背。王教授指出,玉梳背是等级最高的良渚文化玉器之一,其地位甚至可与琮、钺等并列。它们往往随葬于规模较大且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之中,每墓随葬一件,不像琮、鉞、三叉形器、璜等,受到性别、职能分工等的限制,在数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仅此而言,有学者认为玉梳背的使用在当时应有高度的规范性,其特殊地位甚至超过鉞、璜、琮、三叉形器等其他玉礼器。在良渚文化中心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玉梳背均出土于当时最高等级墓葬,很可能是最高权力和等级的象征。

王教授认为,南京江宁陶吴、横溪、小丹阳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昝缪遗址玉梳背的出土,商代晚期大型精美青铜礼乐器的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土墩墓的分布,以及元代方志记载的小丹阳地区的相关历史传说,表明在这一地区已有特权、权贵乃至王权。王教授甚至推测,这一地区可能已有区域性方国存在。该地区的陶吴、丹阳集镇是南京江南北境历史最悠久的古镇之一。据《景定建康志》记载,陶吴镇古称陶吴铺,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陶吴镇改称金陵镇。为什么要改称,王教授认为金陵就是陶吴镇的古称,所谓改称只是恢复本名而已。而丹阳集镇则是秦汉六朝丹阳县治所在。这两个早期集镇正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以来区域性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进一步认为,以陶吴集镇为中心的陶吴、小丹阳、横溪一带就是最早的金陵,陶吴就是他讲座伊始所谓第三处金陵的谜底。该地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掘的湖熟文化时期遗址及近年“三普”中发现的商周时期矿冶遗迹和遗物,也可以印证这一推测。

昝缪遗址出土的玉梳背

讲座的最后,王教授指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南京的区域中心有逐渐北移的趋势。关于自己的以上相关研究,他说他只是依据相关文献及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提出的一种可能性,至于这种推测是否正确,则需要今后南京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田野工作来证实。

讲座结束后,祁海宁教授进行了总结。他感谢王志高教授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并希望今后能在江宁陶吴地区开展一些考古工作,以检验王教授的观点。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文:左凯文

图:马健涛

审核:王志高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访问量: